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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9 15:17:0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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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喜明的故事《在广阔的天地里》  中国青年出版社
共青团江西省委通讯组  一九六五年六月
执笔作者:晏政(解放前地下党,80年代江西省文化厅厅长、后任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常委,离休干部)   

    “春日孩儿脸”,这活一点也不假。早起还是日暖风和,天空一片蔚蓝。可是,当我们刚路上从浒湾去琉璃岗的路,就刮起了一阵狂风。黄豆大的雨点子,跟着叮哩叮咚地打将下来。密密的雨柱,被风刮得斜立着,遮天盖地,交织成一张白茫茫的大网。
    我们顶着风雨,趟着路上的积水,到金路县琉璃公社曾泗生产队去访问宋喜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八年的高中毕业生。一路上行人落寞,村庄稀少,不时有—对对拖着金色尾巴的山鸡腾空而起,掠过马路。路边山岗上,红色的沙丘,褐色的岩石,稀稀拉拉的野草荒篙,斑驳杂陈,呈现着南方一些红壤丘陵地区所常见的景色。地是红的,水是红的,起草也带赭红色。已经栽下秧苗的—些稻田里,水清见泥底,即使狂风骤雨也搅不起浑浊的泥浆。早在南昌,人们就告新过我们,这里原是赣东有名的土质贫瘠的红壤地带啊!
    翻过几个山坡,进入曾泗村的边沿,眼前的景色陡然变了。放眼看去,在雨雾迷蒙中,出现了一幅又新又美的画面——虽然这还是一帧没有最后完成的图画。只兄远田、近田、高田、低田里,挺立着一色墨绿、茁壮的新秧,阵阵南风滚过,象碧蓝的大海里波涛起伏。围绕着这片秧湖稻海的青青的树木和树丛中绽开的红色、紫色、白色的山花,恰似在一匹翡翠锦缎上绣上一圈漂亮的花边。许多条修理得很整洁的田埂上,插着十几种名目不同的水牌子,薄膜育秧试验田,单株密植留种田,稀植密植对比试验田,品种对比试验田,早稻高产样板田,……一股浓郁的泥土芳香,从这块色彩斑嗣的黑土沃原上升起。
    我们到曾泗生产队的这天下午,正赶上同一个专区的乐安县的二十几个公社书记,也冒雨前来找宋喜明取“经”。他们在田间小路上慢慢地走着,仔细地看着,仿佛忘了天空正在下着大雨。有的蹲下来观察禾苗的生长情况;有的用手插进泥里,比量田肉的厚度。有的索性脱下雨鞋,打双赤脚,踏进那软似发糕、浓似奶汁的泥浆里,愉快地看着从脚底涌出来的咕咕作响的泡沫,不时发出惊喜的喊声,啧啧的赞叹声。
    回到房子里,听过宋喜明的硬朗介绍以后,带队的乐安县一位副县长,向参观的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琉璃岗是全专区穷得有名的地方,土质孬,产量低。曾泗又是琉璃岗最穷的队。为什么宋喜明和他的伙伴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穷地方创造出奇迹,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使亩产量由一百九十多斤,一跃而跨过纲要(八百零二斤),而我们县许多同等土质、甚至较好土质的田地,却依旧保持在三四百斤的低水平上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话就长了。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一)
那是六年以前的事情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在离曾泗十五华里的尚庄青年试验农场,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正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欢庆他们建场以后的第一个大丰收,并对他们农场的前景和各人的生活道路,作着各种最美妙的憧憬。可是平地一声雷,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象块巨石投进平静的湖水里,激起了阵阵波澜,也搅乱了这些年轻人的心:
    “宋喜明又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落户啦!”
    “什么地方?”
    “兔子不拉屎、老鼠不打洞的曾泗村。”
    一些人听到这个消息,摇摇头,不相信:喜明领着一伙年轻人到尚庄还只一年哪。初来那会儿,多苦啊。吃没吃的,住没住的。苦战一年整,断了几多锄头柄,磨破了几多肩膀皮,才换得个好年景,亩产由二百多斤,跃到五百多斤。如今仓里有了谷,缸里有了米,园里有了菜,圈里有了猪,塘里有了鱼,……好日子才开头啦,他会扔下这一切,告别他朝夕相处的亲密伙伴,离开这儿走吗?
    另一些人说:嗨,你们同喜明相处不是一天、两天啦,还不懂得这小伙的秉性脾气?他认定了一条道,几头大水牯也拉不转来。党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乐意听,从来不说一个“不”,党让做的每一件事,他都乐意做,从来不打一下“盹”。县委讲了活,喜明是走定啦。
    后边这几句话不多,可把宋喜明性格中的最主要的特征给勾画出来了。他,确实就是这么一个人:“党说的每一句活,他都乐意听;党让做的每一件事,他都乐意做。”跟我们时代许许多多的先进青年一样,“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对这个贫农的儿子来说,早已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发自他肺腑的心声,是他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
    一九五七年冬天,宋喜明响应党的号召,刚从临川中学回到农村不久,听说要调劳动力去修乌斗水库,他找到队长,死缠活赖地要求去。队长说:“你就在家里做点轻事吧。那里工夫重,你吃不下!”宋喜明说:“不到火里不成钢。苦活、难活,正是磨炼人的好机会哩!”队长最后只好答应他去了。水库上,山高,风大,天冷,正巧那时又下雨落雪,雨点雪粒伴着西北风打在脸上,就象钻子刺肉一般。宋喜明咬咬牙齿,连哼也不哼一声,坚持干了下去。轮到挑土,斜坡有六、七丈高,挑到半中腰,脚杆子发软,膝盖骨打跪,他硬是挺着肩膀扛上去的。领导上看到这般情景,再三动员他回家。他说:“回家?那不行!等水库修好了,我练出一身劲来了,再回去。”就这样,熬过十几天,他挑起百把几十斤的担子,竟也似走空路一样了。加上出工早,收工晚,别人一天挑七八十担土,他要挑上一百多担。结果,当然是大家预料得到的,水库修成了,劲也练出来了,他才扛着面奖旗,欢欢喜喜地和大伙儿回家去。
    春去秋来,又一个冬天。公社党委交给宋喜明一项任务,到尚庄大队去安家落户,办个青年农场,改造一百多亩低产田。他二话没说,卷起铺盖,就和十几个年轻小伙子出发了。这个地方没有住房,他们在一座四面透风的破庙里搭地铺睡觉,碰上晚上下雨,就撑起伞背靠背地打盹儿。常常没有菜吃,就自个去挖野菜、拔竹笋,用清水煮了咽下去。当时,有少数人动摇了,要散伙。宋喜明把大家召在一起,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革命都会遇到困难。艰苦就是考验,斗争就是胜利。党把这块阵地交给我们了,再苦,我们也得挺住,一步也不能后退。”在他的带领下,小伙子们用锄头挖地,用人力拉犁,爬到悬崖陡壁、荒山野洞里去掏蝙蝠粪,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现在,党又始宋喜明提出了新的课题:到最穷最苦的地方去扎根子,改造大自然,征服红壤地,在红壤丘陵地区竖起一面高额丰产的旗帜。任务是艰巨的,斗争是复杂的。这是一条前人还没有闯出来的道路啊!宋喜明将怎样来回答党的召唤呢?
    党准备派宋喜明到更艰苦的地方,去改造低产田的消息,宋喜明本人早就知道了,当时他正坐在抚州专署的大礼堂出席文教战线的群英会。
    会满开完了,他从浒湾下车。车站站长迎面走来,告拆他说:县委郑书记来电活,请你马上到枫山埠去一下。”于是把他送上了到枫山埠的汽车。
    宋喜明到枫山埠时,郑书记已经在门口等他。
    “青年农场今年搞的不错哇!”郑书记给这个满头是汗的小伙子倒过一杯开水,爽朗地笑着说。
    “这是党的领导好!是三面红旗好!”
    “这同你们的艰苦奋斗也是分不开的哟!”
    宋喜明腼腆地笑了一笑,张嘴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一下,又没有说出来。每逢人们夸奖他的时候,他都是这样的手足无措。
    郑书记问过尚庄农场生产上的一些情况以后,收敛笑容,问道:“喜明,如果工作需要,党把你调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你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您不是常常说,最艰苦的地方就是最好的锻炼场所?只要党需要,去哪里都行!”喜明用坚定的厢气回答。
“需要你去的地方,比尚庄更穷、更苦,困难更多。”
    宋喜明急不可待,说:“郑书记,什么地方,您就直说了吧!”
    郑书记笑了,他打心眼里喜欢小伙子这股顽强劲儿。
    “曾——泗”郑书记把这两个字咬得格外清楚。
    “啊!”喜明不禁怔了一下。曾泗,这是他流落异乡的外祖母的故乡,是他已经去世的母亲生长的地方呀!贫瘠的土地,荒凉的村庄,苦难的过去,……这些童年时代的记忆,顿时涌上他的心头。
    “怎么,有困难吗?”
    “什么困难也能克服,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宋喜明十分坚定地回答了书记。
    “好,我们共产党只就是要用这种态度对待党的号召,对待党的事业。”郑书记停了停,喝一口水,接着说:“县委这次派你到曾泗去,是出于这么个想法:第一,全县有一半以上的地区是红壤,产量一直根低。曾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地方。改造好了曾泗的低产田,就可以摸出一条怎样改造红壤的路子。这对发展全县的农业生产具有很大的意义。第二,曾泗很穷,环境艰苦。在这个斗争中,有志气、有理想的年超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正是在这样比较困难的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下,可以使我们受到更好的锻炼。改造红壤也是一场革命,必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只要牢牢掌握住毛泽东思想这个方向盘,紧紧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1”
    郑书记的话语不多,可是句句象一把金属的锤子,敲击在宋喜明的心弦上,发出了热烈的回响。
    回到尚庄,宋喜明把青年农场的事情作了一个交代,邀上了原来在一起的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挑着行李,扛着锄头,就到曾泗来落户啦。
曾泗的群众听说来了一伙有文化的年轻人,那高兴劲儿就甭形容了。全村四十多个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齐涌到路口来迎接他们。贫农曾泽生的老娘,八十几岁了,眼睛看不见,也要他儿子背着出来,摸到宋喜明跟前,牵着他的手,轻轻地摩挲这个吮吸着曾泗女儿的奶汁长大的孩子的脸颊,喃喃地说:“托毛主席的福,托毛主席的福,穷曾泗,要翻身啊!”宋喜明默默地接受着老人的抚爱和祝愿,没有答话,可是眼圈不知为什么超时了……
(二)
    到曾泗的第二天早晨,宋喜明就邀上曾泗村原来仅有的一个团员方天祥,领着他们去结识一下这块将要同它长期打交道的土地。走出门外,只见整个村庄和田野,都被一层层、一圈圈一两人高的芭茅、蒺藜、杂树、野草裹住了。转个弯,几个人隔上一条水沟,只听得到讲话的声响,可看不兄人影。人们走路时要拿根拐棍开路,不然,那些带尖刺的枝叶,就会扯住你的衣裳。
    方天祥,当时不过二十一二岁,出生在一个石匠的家里,从小放牛、砍柴、种地。劳动把他练就得膀粗腰固,武大憨壮。他一边走,一边谈,丝毫也不掩饰他的家乡的穷困境况。
    他说:“我们这地方,‘天晴三天要车水,落雨三天冲掉禾,。”这话不假。曾泗村前不见江,后不靠河。天畈里横着一条小溪沟,深不过一人高,宽呢,两臂张开就可以搭道桥。沟底铺满石块和沙砾,冬天的泉水,就象一根白色的粗线,弯弯曲曲地从石糟岩穴中穿过。几口水塘,也小得可怜。有人形容说,盖上一张蓑衣,就可以遮掉半边塘。水,是农业的命根子。凭借这么一点水利投施,怎么增产呀!
    他还说:“我们这地方,‘穿草鞋耘禾,一亩收一箩’。”嗨,这话可怪了。从古以来,还没有听说过耘禾穿草鞋的。但这确是曾泗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古话,意思是土质结板,水深泥滑,不穿草鞋,会摔跤啊!这儿句话,格外引起了宋喜明的注意。低头看去,只见在已经收割的稻田里,无水的田,丘丘结板,象小孩上学用的石板一样;有水的田,泥肉不过一二寸厚,脚踩下去,盖不住足背。宋喜明蹲下来,抓起一撮泥土,使劲捏了一捏,竞成了一团粘糊糊的“糯米团子”。啊,一瘦二酸三粘四硬五浅,这种土壤,就是曾泗村贫穷的标志!
    看罢村景,小伙子们个个眉心紧锁,心里象揣上了一块石头。这困难比初到尚庄时,严重得多呀!有的人往床上一倒,直叹冷气;有的人吃饭时光端个碗,蹲在屋前的台阶上,直瞪瞪地瞧着那遍地的芭茅、蒺藜、杂树、野草发楞。宋喜明下午去访问了两户老农,更觉到身上平添了千斤担子。
    两位老农,一个叫曾若太,一个叫曾文太。这两兄弟从小泥里滚,土里爬,耕锄犁耙,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是村里有名的田秀才。他俩和曾泗村所有的穷苦农户一样,对甩掉头上这项贫困帽子,有着强烈的愿望。可是在旧社会的辛酸经历,使得他俩对于改造红壤地失去了信心。
    这个说:“我作了几十年田,挤了一生的劲,象绣花一样待弄土地,也没有务出个名堂来。这块土只管埋人,不管养人呀!”
    那个说:“生成的矮子长不蛮(高)。要改红壤地,除非神农来。”
他俩告诉宋喜明:几十年以前,这曾泗原也是一个有三几十户户人家、百十来口人的大村子。可是由于土地太瘦,解放前十年九不收。土地被邻村的地主富农霸占去了,壮男被民国党官府拉走了。剩下的老弱妇幼,有的提着竹篓子到外边讨乞,有的卖劳动力糊口。“曾泗十八个箩仔”就这样出名啦!到解放边上,好端端一个村庄,到处是枯树败叶,残垣断壁,只留下七八户人家啦!解放以后,过去提竹篓的、打长工的,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受到了党和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扶助。缺种,党给种子。缺粮,党给粮食,缺乏资金,党给救济款、贷款。可是,底子太薄啊,土地太瘦啊,曾泗村的穷困帽子还是没有掐掉,红壤地依旧是“天晴落雨一块蜗”……
    晚上,圆圆的一轮明月,象银盆一样,把柔和的清光洒在树枝上、屋顶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这时都已入睡。宋喜明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全村全家的阶极苦、祖祖辈辈的血泪仇,在宋喜明的心里点燃起一团烈火,化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想着,想着,蓦然间,县委书记的话闯进了脑际:“改造红壤也是一场革命,必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只要牢牢把握住毛泽东思想这个方向盘,紧紧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宋喜明心中一亮,兴奋地跳下床来,点燃煤油灯,从他仅有的一个旧木箱里找出一本书来。
    这是一本《红旗》杂志。书页已经卷起角,封皮也磨旧了。说明杂志的主人已经不止一次地阅读它。宋喜明翻开第一页,七个黑亮黑亮的大字呈现在眼前:“介绍一个合作社”。上面写着这样几句话:“……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宋喜明沉思地抬起头来,他的表情严肃,开朗,精神格外振奋。
    毛主席的话,象一盏金光闪闪的红灯,在他的心中高高地挂起。这盏红灯,使他看到了前进的道路。“穷则思变”、这话说的多好啊,群众是要革命的,初进村时、那位瞎子老大娘的喃喃祝愿,不正表达了曾泗群众要求彻底翻身的强烈愿望吗?
    接连几天,宋喜明抽出时间组织大伙儿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毛主席的活,句句打进了这些贫苦人们的心坎上。就象一间间狭窄的房子,支开了一扇扇朋晃晃的窗户。他们只记得眼睛亮了,天地宽阔了。
    “党领导我们大江大海都趟过来了,小河小沟还能难得了谁?”有一个粗喉咙大嗓子的人光发苦,轰隆轰隆,打响了头一炮。
    “党派我们到曾泗宋,就是同困难打交道的。再苦也苦不过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老革命吃那么大的苦,打下了江山,我们眼前的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一个共青团员也站起来说,有头有尾,有板有眼,很能打动人心。
    “尚庄穷,尚庄苦,我们一年让它改变了面貌;曾泗再穷再苫,干它三年五载总得变个模样。”从尚庄来的一个人这样说。
    “人穷不要紧,就怕没志气。众人一条心,黄土也要变成金。”原来住在曾泗的一个人这样讲。
“毛主席我的真好:一张白纸,没有负祖,好写字,好画画。我们曾泗土质孬,产量低,改良土壤有奔头,增产潜力也大呀!”连原来对改造红壤缺乏信心的人们也开口。
……
    真正是“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开头还分得清是谁发言,后来就象一锅滚开的水,轰开了!
    开了几次会,小伙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又到了田间——按照党支部的布置,团小组组织青年规划曾泗发展蓝图,进行前途教育哩!这时,山还是昨天那个山,水还是昨天那个水,土地还是昨天那块土地。可是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啦,在年轻人的眼底,好象已经展现出一片未来丰收的景象:金色的稻海,银白的棉山,桃李芬芳,枝头累累,……多么可爱的土地呀!
    生产队长宋喜明,用手指当画笔,在“白纸”上描绘着曾泗明天的景象:
    他指着村前还布满芭茅、杂树、荒草的田间小路说:
    “从这里,我们要修一条大马路,直通琉璃岗,将来好走汽车、拖拉机。
    “这儿,牛车墩上,第一期工程,我们建造一座抽水机站。
    “当然,还得先修几个水库,要不,抽水机没水喝……
    “这周围的山坡上,我们把它变成个花果园。栽上桃呀,梨呀,桔子,苹果,枣树,油茶……。‘桃三李四梨五年’,过几年,我们就可以吃上自己亲手栽种的果子啦!”
    “这里,”他用手指着村子中央的一片废墟,“我们要铲净杂树野草,把地垒得平展展的、用青砖红瓦盖起我们曾泗生产队的俱乐部、图书馆、科学实验室和仓库……”
    “嘿,看你我的多美,可是俱乐部啦,实验室啦,抽水机站啦、梨啦,桃啦,在哪儿呀?”
    “哈,这儿没有的东西还多着哩,可是等我们改造了红壤地,发展了生产,将来什么都会有的。”
    “双手加一脑,什么都会有!你等着瞧吧!”
    “哈,哈!”
    “哈,哈!”
美丽的理想,象一个五彩缤纷的飞轮,在年轻人面前旋转起来。青春的激情,欢乐的声响,回荡在寂静的山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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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9 15:17:2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宋喜明和社员们商量的结果、认定挖穷根,栽富苗,就得从改良土壤入手。至于改良土壤的措施,年轻人当时想的比较简单。搬过尚庄办青年农场的经验,以为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挑塘泥,一条是铲草皮。铲草皮的办法,问过当地老农,并经过实验,不能用,因为解放后,封山育林,山上才长起了草,如果铲割草皮,结果就会象解放前一样,大量泥土冲刷下山,毁了土地,后患无穷。大家认为挑塘泥倒是个好办法,“两土不和,必有好禾”,田底铺塘泥,即可以改良土壤,又可以增厚土层,来源也比较广泛,因此列为主要措施。
    可是,挑塘泥得有粪箕,问题就出在粪箕上面了。
    有一天,宋喜明和一伙社员去清点生产队的农具。打开保管室的门,横一遍,竖一遍,点来点去,全队只有两担破粪箕,其它如犁呀,耙呀,谷箩呀,晒垫呀,也都是残缺不全,东倒西歪地躺在那儿。这时又有人说开活了:
    “咯象个作田样子呀!”
    “凭两个巴掌能改造低产田?”
    “没有粪箕,叫我们拿手撮泥巴吗?”
    “缺这少那,能栽上禾、种上粮食?等着喝西北风吧!”
    这时,也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人。他们不慌不忙,心里有个笃定的主意:
    “我们宋书记,省里有名,县里有案,拿到哪里去,也是叮当响的角色。我们村眼下有困难,国家总得支援支援吧,不发救济款,银行贷款总不成问题。有了钱,要啥有哈,缺啥补啥,问题不就解决啦。”
    这话传到宋喜明耳里,一想,这情绪不对呀!前些时候,县委和公社也曾经问过宋喜明,有什么困难没有,需要不需要国家的必要的支援。宋喜明回答道,困难是不算小,但是我们坚决按照党的教导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可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也不是喊喊口号就行的,要它变成社员的思想,落实到社员的行动,还得做多少工作啊!
    “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队干部”。从当青年农场场长起,宋喜明就懂得了这条道理,学会了“先骨干,后群众”的工作方法。于是,他把两个副队长吴新角、方天祥找到一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勤俭建国、勤俭办社的指示,然后把问题提了出来。征求他们的意见。
    吴新角,这个打长工出身的小伙子,是宋喜明南征北战最亲密的战友。他从到曾泗那天起,就和宋喜明一样,是曾泗最勤快的人,出工早,收工晚,有什么重活儿、苦活儿,总是抢在头里干,所以在群众中满有威信。他想了一会儿,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当伸手派!你也向国家要,他也向国家要,国家的建设就甭搞啦。我们多流点汗,什么都有了。”
    方天祥也学着说:“要甩掉穷帽子,先就要治好这软骨症。我就不相信,凭着这两个巴掌,打不出个天下来。”
    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群众的思想工作也就好做啦。在群众会上,开头还有人主张向国家告急,说什么“有借有还,不是故意给国家增加困难”,“我们国家家大业大的,手指缝里漏点,也够撑死曾泗人了”,“为了生产,要照顾,借贷款,也不算丢人”。可是,慢慢地,一股更加强大的声浪压倒了这个微弱的声音,那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有的说:“借了要还,秋后收下粮食,还不是猫咬鱼泡空欢喜?!”
    有的说:“人穷志不短,我们要站在曾泗村,想到全中国,不能者给国家添麻烦。”
    有的说:“革命不怕难,怕难不革命……”
    大家的思想一致了,进而讨论具体做法。
    这时,人群中站出了一个紫膛脸、瘦个儿的壮年汉子,名叫曾武太。只见他磕了一磕旱烟管里的烟灰,慢条斯理地说道:“常言就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有斧头,有锯子,又有烧木炭的手艺,干吗不可以砍柴、烧炭,挣本起家田!”
    “砍柴、烧炭!”多么好的主意!出曾泗村十几里地就是大山,山上有的是杂树林子,又可以劈柴,又可以烧木炭,只费人工,不要本钱,这不正是白手起家的好路子么?宋喜明和大家一起研究了全面的工作安排。当晚就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上山砍柴、烧炭,给集体创家立业,垫底铺路;一路斩荆披棘,“三光”积肥,让芭茅、野蒿裹着的村庄,在短时朗内改换一下面貌。
    说干就干。几天过后,砍柴烧炭积攒了五十块钱。季节不等人,得用这五十块钱,敢快添箩置筐。抓紧时间积肥改土啊!简单省事的办法当然是拿着钱到街上买现成的土箕、粪箩。可是,宋喜明是穷人家出身的孩子,他对集体的事业盘算得可精细哩。他算了一笔账,按照当时市价。五十块按只能买到二十来担土箕,不够用,那些破箩、破筐、破晒垫更没法修补了。能不能象砍柴火、烧木炭一样,自己砍来竹子编土箕,只费工本,不花现金,一个铜板当两个铜板用呢?宋喜明去和曾武太商量。武太拍着大腿说:“咳,你的想法正对上了我的心眼。剡坑山里有的是竹子,只开山价,不要利钱,咱俩弄几个人去,自砍竹子自破篾,能办大事哇!”
    剡坑山,来回两百多里路程,山高路远,日晒雨淋,这可是个苦差事呀!许多社员都学着去。宋喜明这时接到通知,要去公社开会,只好委托曾武太带几个社员上山。临行,他把五十块钱塞到武太手里,语重心长地就:
    “钱不多,可是等着它派大用场,你们带去的不是五十块线、这是全体社员的希望啊!……
    曾武太接过钱,紧紧地拉了拉宋喜明的手,走了。
    那几天,整天下着瓢泼大雨,不时还飘起一阵雪花。宋喜明不论是坐在公社开会,还是到田园劳动,望着那阴霾的天气,心里总是沉甸甸的,牵肠挂肚地惦记着在深山野林里艰苦搏斗的阶极兄弟呀!一天,二天,三天,……八天过去了,曾武太、王国群和其他几个社员,冒着雨雪,用土车子推回来了一千斤破好了的竹篾。当人们看着那一车车青皮白心、香气沁人的篾子时,一个个都高兴得跳了起来。这哪里是篾子啊,这是社员们勤俭创业的希望呀!
    让人感动的事情多着哩。人们看到武太向会计报账时,没有报一个路费,把开了山价剩下的钱,一分一厘都交回了队里。他俩为了集体生产,把五十块钱看成是命根子呀!往返途中,他们吃的都是自己带去的干赖,咽的菜是自己带去的几升咸豆子。晚上宁愿露宿屋檐下,也不肯花一个钱住旅社。在山上时,那就更苦啦,灌木刺刚破了衣裳,划破了手、脚和脸颊;为了赶时间、他们白天冒着雨雪寒风砍竹子,晚上就借住在山区老俵的堂前,燃起一堆篝火,一边烘湿漉漉的衣服,一边学着做蔑匠,用镰刀破竹蔑。……
    宋喜明握住曾武太的手,看着那一张张几天工夫就瘦削下去了的面庞,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带着爱怜的口吻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了集体,这样苛待自己!”
    曾武太笑了,抢着回答说:“这也是向你学习的,你要晓得,我们宁愿苦干,不愿苦拖啊?”
    是的,宋喜明在勤俭办社方面,的确给大家做出了榜样,他轻手支出每一个铜板,都要掂一掂它的分量。生产队没有办公桌子,有人劝他买一张,他说这是非生产性开支,谢绝了。在家就用吃饭的桌子,出外劳动,衣袋里装着笔记本和图章,办什么事,批什么条子,膝盖一弯,就成了桌子。他到陆坊公社开现场会,到抚州买牛药,来回一趟,远的二百多里,近的一百二十里,按规定可以坐汽车,贷物可以托运,可是他却甘愿吃苦,用两条腿走路,用一对肩膀把东西挑回来。人们问他何必这样刻苦,他说,宁愿苦干,不愿苦拖啊!
    “宁愿苦干,不愿苦拖”,多么响亮的口号。这八个字闪耀着总路线的光辉思想,它表达了穷庄苦村的人们要求彻底摆脱一穷二白的强烈愿望。
    “宁愿苦干,不愿苦拖”,在这个口号下,曾泗人广泛地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他们用从剡坑运回来的竹子,及时编制了三十五担土箕,八担粪箩,二十担谷箩,修补了全部残破的晒垫。他们用打柴、烧炭陆续得来的收入,添置了犁耙等农具,把一头老牛卖了,添上些钱,换了一头壮实的耕牛。
    社员们看到生产的底子厚实了,脸上的皱纹活动了,高兴地哭了。有些社员原先看到队里有了积累,还想借几个,这时候,口也不张了。队里准备给生活上有困难的社员一点补助,大家都是一句话:“咬咬牙,就过去了。把钱派到生产用场上去吧,集体生产当紧啊!”
    “宁愿苦干,不愿苦拖”,在这个口号下,曾泗人掀起了积肥改土的热潮。那时节,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早晨起来,到坪里一站,眉毛胡子上都挂上了霜花。可是谁也不愿坐在屋子里歇着。男人出工了,妇女也出工了,连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十来岁的小孩也学着出勤。方天祥的父亲方才初老大爷,六十周岁了,跟着人群,一担一担地往田里送泥,走起路来,晃晃悠悠,还硬是不服老。那时候,大家把心眼都放在塘泥上了,不知啥时冷,啥时饿;晚上点起火把,打夜班也干。有一天晚上,宋喜明挑了一天塘泥、半夜才睡觉,刚睡下两三个钟头,猛一睁眼,想到塘里还有水,如果夜里不车干,明早大伙就挑不成塘泥,影响积肥进度。他把暖和和的被子一掀,跳下床。冒着冷飕飕的风,踩着冷冰冰的水,一个人站在塘边车起水来。天刚亮,塘里的水车干了,这时,社员们赶来挑塘泥,看到这情景,感动极了,要给喜明多加工分。宋喜明摇摇头:“我来劳动,又不是为了多赚几个工分。图工分,我就不来了。”
    就这样,他们苦干—个冬春,积肥两万多担,每一丘田里都加上了厚厚的一层塘泥、火土、草皮和灰肥。
    就这样,他们苦干—个冬春,砍掉了村前的杂树野篙,铲净了田边的芭茅野草,使古老的大地改换了容额。
    就这样,他们苦干了整整一年,造起了第一个水库,栽下了第一批果树,修好了第一个集体猪圈,……
“劳动结出丰收果,汗水浇开幸福花”。这一年,一九六O年,曾泗的土地,第一次为它的主人,奉献出如此丰盛的收获:亩产由—百九十六斤,一跃而为三百六十四斤,增长百分之八十六。它用美丽的彩笔,给这个村的粮食生产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笔。
(四)
  秋天。晚稻还没有开镰收割。
  收工时,宋喜明照例走在后边。
  他一边走,一边欣赏着眼前这一片丰收的景色,心里真象开了一朵大红花。可是,当他想到社员曾逢春先头在地里给他讲的情况时,心往下一沉:“是呀,今年眼看有个好收成,可是为什么绝大部分稻田的土质依然板结如故呢!为什么挑了那么多塘泥,土壤的色泽还是老样子呢?”他停住脚步,站在田边,沉思起来。
    第二天,他和科学实验小组的同志们把自己仅有的两根用作化学实验的玻璃管子搬了出来。
    宋喜明在每根管子里放上一些泥土,渗进适量的石蕊试浓。然后进行搅拌,调匀成泥浆。他的神态严肃认真,动作娴熟、敏捷,不时举起一张比色卡,仔细地观察着。慢慢地,只见他两道粗眉织成了个“一”字,摇摇头,把比色卡递给了旁边的伙伴。他告诉大家说,情况确实不好:土壤的酸碱度比头一年虽然略有改善,但酸性还是很重呀,距离中性土壤的要求,还差得远哪!看来,用塘泥改良土壤的路子,在曾泗还有用题。
    有人说:“挑塘泥不行,就算了吧!”可是,宋喜明并不善罢甘休,他想:“一件事情成功或者失败,总有它的原因。我俩只有找出了这个原因,才能做到‘吃一堑长一智’。”
    白天,宋喜明和科学实验小组的同志不断地在田里观察、试验。晚上,他聚精会神地阅读《毛泽东选集》。此刻,《实践论》上一段话深深地吸引注了他:“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效。……”
    放下书本,宋喜明苦苦地思索着。对啊。我们改造红壤,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只是由于我们的思想还不合于客观的规律性,还没有找到在当地治服红壤的法子罢了。办法在哪里,还是要向毛主席著作求教。“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噢,问题的根子不正在这里吗!同曾泗的土地长期打交道的,是当地的老农;最熟悉曾泗的土地的秉性脾气的,也是当地的老农。可是我们初来乍到,只顾生搬尚庄的经验,没有很好地同老农琢磨研究!这是群众观点不强的表现啊!
    找到了病根子,宋喜明心里真舒畅。他从检查自己的群众观点人手,和科学实验小组的同志们一起,在推广农业技术方面,订出了—个两对口的措施,即学习外地先进经验,一定要同本地的情况对上口;运用书本上的知识,一定要同老农的实践经验对上口。接着,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访贤问能活动,对改造红壤的方法,进行着新的探索。
    宋喜明首先来到老农曾若太家里。若太笑着对他说:“从小就摸泥巴,年数是不少,可没有务出个名堂来。解放前我单干,最高一亩也没有打到三百斤的,能有什么经验啊!”
    喜明摸透了老头的底细,知道这是老人家的开场白,慢慢就会把话端出来的,就说:“您种过的谷子,比我们见过的还多,可不能保守啦。不说别的,你老人家过去种的老鼠林那几丘田,土质就比人家的好,这里边可有什么文章哪?”
    曾若太一听此言,兴奋起来了,话也变得多了:“嗨,古话说:担担抬抬,不如种菜’,老鼠林那几丘田,是种红花起家的呀!可是在红壤地里要种活红花,也不容易,我种了十来年红花,鲜草亩产不过五六百斤,还得贴上多少骨头灰去壅啊!”
    “种红花!”老农的指点,象一路阳光透过密密的云层,照亮了宋喜明的眼睛。
    不久,宋喜明到南昌参加了江西省农业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会上,他带着同一个问题,访问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彭光贤,得到的回答竟是那样的巧合:种红花!这时,宋喜明又跑新华书店,翻阅了有关种植绿肥的知识。红花肥分比较全,它不仅合有大量的氮、磷、钾,而且能够积贮有机物质。有机物贸多了,就可以增加土壤的蓄水、保肥、透气、保温等性能。红花生长阶段,枝叶覆盖地面,根系深入心土,这对疏松土壤也有好处,因此,红花是改造土壤的一种好作物。
    有了老一辈的经验,又找到了科学的根据,宋喜明的心里落实了。回得家来,他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向队委会和社员大会作了报告。于是,种红花,一时成为曾泗村议论的主题。人们开会讲它,下地议它,连吃饭也念叨它。最后,队里决定种红花,从生产基金中,拨出六百块钱,买回了五百斤红花种子,抢在寒露前播下去了。
褐玉色的红花籽,一颗颗撒到了田里。那几天,宋喜明紧张得饭吃不下,觉睡不好。每天清晨和黄昏,他和科学实验小组的同志们,都要到地里去转转,看看。     
等呀,等呀,半个月过去了,种子发了芽,生了根,长了两片叶子,可是东一丛,西一丛,稀稀拉拉,象秃子顶上的头发,数得清有几根。
    等呀,等呀,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田里的红花、又好似得了痨病的人,黄皮寡瘦,弯腰钩背,蔫蔫搭搭的,直不起身来。
    这一年,曾泗种红花失败了,亩产鲜草不过几百斤,把一百多亩田的红花堆到一块,肥不了十亩田。因此改造土壤的计划无法实现,水稻亩产三百六十五斤,平均每亩比一九六O年只增产一斤。
    于是,村子里又有人讲闲话了:
    “我早就说了呗!红花是富贵草,娇滴滴的,不会长在我们曾泗这个穷地方。”
    ……
这时,宋喜明到专区出席劳模会,也听到了那么一点风言风语:
    “宋喜明今年增产多少?”
    “一斤!”
    “哟,总算保持住了劳模的称号啰!”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位“好心”人跑来,始宋喜明献上一条“锦囊妙计”:
    “喜明,红壤地不好改,产量上不去,这会影响你们保持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啊!我看,拨一部分最孬的田始别的队。人家的平均产量低一点不关紧要,你们可是一面旗帜呀!”
    “要么,把一部分孬田改种果树,不计水稻种植面积,这样,产量也好上去。”
    这个问题的提出,使宋喜明感到好不奇怪。在他明净的心灵里,还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哩!
    宋喜明断然拒绝了那位同志的建议。他说:“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改造红壤地,建设新农村。我是为了革命来到曾泗的。即使在这条道路上失败一百次,一千次,我也只有坚持到底的义务,没有半途而废的权利。我绝不能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段,骗取荣誉,沾污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
    对于宋喜明在挫折面前所采取的正确态度,县委班子了热情的鼓励。
    县委书记对宋喜明说:
    “一年增产一斤,这个数字看起来是小的。可是你们苦战两年,把亩产量从一百多斤提高到三百多斤,并且把它巩固了下来,这就是个不小的成绩。如果说你们眼前碰到了暂时的挫折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验。一个好战士,不仅在顺利的情况下能够斗志昂扬,就是在受挫折的情况下也应当意气风发。顶住风浪,逆流而上。”
    曾泗的贫下中农和青年人,都诚挚地支持和赞赏自己队长的好思想、好品格。
    老一辈的庄稼人,拍着喜明的肩膀说:
    “小伙子,做的对!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我们老打老实的作田人,可不能走那条道啊!”
    年轻人,也拉着喜明的手说:“立下愚公移山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伙计,跌一跤,算什么,爬起来,再干!”
    困难,吓不倒真正的战士。曾泗村的年轻人,为了突破种好、管好红花的技术关,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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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9 15:17:43 | 显示全部楼层

(五)
        经过一次风雨的考验,宋喜明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他的心胸更加宽阔,思想更加深沉,好学精神也更加执着了。一股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去努力熟悉自己所不熟悉的事物,驱使他不畏艰辛地去攀登农业科学技术的高峰。
    一天傍晚,村子里来了一个客人。他是从远道来附近山里砍柴的农民、因为找不着住处,到曾泗来投宿的。宋喜明一听这个富农出身的社员,是从有名的农业先进单位——临川县湖南公社来的,急忙邀他到自己家里住下,待如贵宾。一连三个晚上,他陪着这位客人摆谈,中心意题就是一个:怎样种好、管好红花!从播种、培育、管理、沤田,一直讲到红花籽的留种、收藏,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宋喜明都仔细地问,认真地记,有弄不通的地方,就提出来研究、推敲。比如,播种红花籽时,田里的水应该留多深,过去宋喜明就掌握不好。客人告诉他,一掌深的水最为适宜。可是,曾泗第一次播红花籽时,有些田水深也不过一掌,为什么红花籽竟浮了起来,不沾土生根呢?客人说,这可能是由于红花籽晒得过分干燥,水分少,重量轻的原故。宋喜明当即端来一碗水,放下两把干湿度不同的种子。果然,晒得太燥的种子,浮在水面,不落碗底,而湿度适中的种子,就沉下去了。就这样,宋喜明用自己失败的教训对照人家成功的经验,找出了过去错在哪里的原因,明确了种好红花的基本技术,心里就更加明亮了。临行时,当这位客人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谦虚好学的小伙子,就是闻名已久的宋喜明时,紧紧拉住喜明的手,感动地说:“有了你们这股劲,什么事情也干得成啊:”
    湖南公社的经验,给曾泗人种好红花提供了一面镜子。可是湖南公社地处平原,田的质地是肥沃的中性土壤。要在曾泗种下红花,并且使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必须结合本地情况,突破减弱乃至中和土壤的酸性这一关。宋喜明趁着到南昌开会的方便,用自己仅有的积蓄,买回了土壤学、植物保护、农作物栽培、中国水稻栽培学等十几种农业科学技术书籍。在一本书上,他看到施用石灰是中和酸性的有效方法。可是宋喜明在心底拨了拨算盘,一亩田施用几百斤石灰,成本就得花一二十元,这样合算,生产投资可就太大了,一年的总收入全部豁出去、也垫不起呀!穷人过日子,还是得想穷法子。宋喜明接着召开了一个老农诸葛会。曾若太眉头一皱,想出一个招来了:用石灰、钙镁磷拌种。他说:“这样,可以帮助种子抗一抗土气的酸性,扎下根子来。”
    宋喜明听了,心里可乐啦,这不正是局部中和的道道吗!既能改土,又能肥苗,还符合穷棒子办社精神。你看,老农的智慧里,蕴藏着多少科学的珍宝啊!
    红花籽拌着石灰和钙镁磷种下去了。曾泗人的心,也拌着种子下到地里去了。
    夜晚,躺在暖和和的稻草锅上,宋喜明睁开眼睛,好象听得见红花籽在土里伸根、展叶,轻微地呼吸的声响。……
    红花长起来了。管花,提到了议事日程。根据临川县湖南公社那位社员的介绍,他们是用牛栏粪垫到田里去养红花的;可老农曾若太几个人认为直接把牛栏粪垫到田里,不如多一道工夫,把牛栏粪烧成灰,撒到田里去,更起作用。
    宋喜明想起书本上又是另外一种说法:有机质烧成灰,氮素就跑啦,肥分也就没有了。牛栏粪烧成了灰,能有什么作用呢?三种意见,应该听信哪一种呢?
    “一切经过试验”!近几年来,宋喜明和他的科学试验小组的同志,在采用和推行新的农业技术方面,进行过五十多个项目的对比试验,他们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最好试金石。这时,科学实验小组的人们搞了三种追肥方法的对比试验:一种,选牛栏类;一种,下草木灰;另一种,撒牛栏粪灰。
    约摸过了三四天,试验田里出现了奇异的景象。撒牛栏粪灰和草木灰的红花,很快长出了四五片叶丫,一片翠绿,好嫩,好新鲜。而垫牛栏粪的红花,还是老样子,绿里带黄,打不起精神。
    这种现象引起了宋喜明浓厚的兴趣。原因在哪儿呢?他和伙伴们在每一丘试验田里,扒开几兜红花的表土,进行观察分析。发现原来红花根子浅,根须紧贴黄土。而灰肥碱性大,可以中和土壤的酸性,使表土疏松,表土琉松了,灰里所含的磷钾肥很容易渗透到土壤中去,被作物吸收。垫牛栏粪的红花,情况就不同了。牛栏粪的肥分长时间不能渗透到土里去,不能够被花吸收,就象刚生下来的婴儿啃不动干透了的硬面饼一样。经过风吹日晒,黑黄色的稻草逐渐褪成白色,它含的氮素也逐渐挥发了,所以无助于红花的生长发育。这个试验的结果,使宋喜明非常兴奋,他们开始找到了在红壤地里成功地培育红花的门道啦!
    牛栏粪灰和草木灰是培育红花的好养料。可是,队里十三头耕牛能够积贮的牛栏粪终究是有限的,烧成灰,数量就更少啦。大积草木灰和各种家肥才是办法。但是,哪里来的那么多草木灰啊!
    宋喜明每天都思谋着这件事。这时,老人曾武太等带头把壅自留地的灰,往集体的田地里送。宋喜明看到群众那股热爱集体的劲头,感动极了。但他想起党的教导,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集体没有种菜,可不能让群众把自留地荒了哩!看来,还得另辟门路。他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党支部和队委会讨论,决定开展一个献计献策、广辟肥源的活动。
    一天,社员曾自太从十五里路外的大山里打柴回来,喜滋滋地跑来告拆宋喜明说:“有啦,东山岭上、满山满坡的枯枝败叶,杂树野草,好肥源哩!”
    这真是个喜讯,不等开会布置,就象阵春风传遍了村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一个大烧草木灰的积肥运动掀起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每天群星还在西边天上眨眼睛,妇女们就做好了一天的饭。人们草草地扒上几口饭,扛着工具,带上干粮,队伍就出发了。就这样起早摸黑,辛勤劳累,人们一个月工夫.烧成上等灰肥两千多担。撒到红花田里,象铺了一层银灰色的灰末,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乐得那些红花张开嫩绿嫩绿的叶子,合不拢嘴啦!
    春天来了。红花迎着和煦的春风,滋滋地长起来了。红的花,绿的草,谁看了都爱,就象一张绿绒绒、红艳艳的地毯,铺天盖地,把大地打扮得锦绣花团。
    红花给曾泗村装扮了一个美丽的春天!
    红花给曾泗村送来了一个丰盈的秋季!
由于红花种植成功,加上其他一系列综合性的技术措施,曾泗的土地这一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壤的酸碱度,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大部分板结田变成了烂泥田,红土壤变成了黑色的肥沃土壤。曾泗人在改造大自然的斗争中,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取得了又一个回合的辉煌胜利。这一年,一九六二年,曾泗村粮食生产的历史上,出现了亩产六百三十二斤的空前记录。这个数宇,比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〇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以上,比一九五九年增长三点二倍。
(六)
    天有云雨,海有风浪,路呢,也从来不是坦平笔直的。宋喜明和他的伙伴们刚刚跨过一个高度,新的考验又摆在他们面前了。
    往年,夏秋之间,南来北往的季候风,总要带来几场瓢泼似的雷阵雨。可是一九六二年(也就是红花试种成功粮食丰收的一九六二年),从八月份起,雨,就一度没有了消息。有时,天空变暗了,乌云从四面八方碰碰闯闯地挤到一起,似乎要下雨了。可是,一阵狂风过后,天空又是蓝灿灿的,骄阳似一团烈火,无情地烤炙着大地。田地龟裂了,塘圳干涸了。后来连水井也掏见底了。秋旱连着冬旱,这是曾泗村很少遇兑的旱象。
    曾泗村的人们一边为空前未有的大丰收而欢欣鼓舞,一边又为这空前未遇的干旱担着心事。“寒露草子霜降菜”,季节不等人哪!红花必须在寒露以前播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心也一阵紧似一阵。在队委会上,党、团支部会上,人们抽烟,咳嗽,争论,苦苦思索着各种抗旱播种红花的法子。火爆性子的小伙子们不声响了,爱我爱笑的姑娘们一反往常那种热闹劲儿,低着头许久不开腔。有人憋不住了,说:“千锤打炼,一锤定音,一九六三年的粮食增产针划,算是吹啦!”
    困难象座山一样,又挡住道了。可是宋喜明不是头一次同困难打交道了。他虽然感到身上压着挺沉重的担子,但头脑是清醒的。此刻,他们还没有想出任何能治服干旱的有效法子,可是有一个强大的声音总是在耳边不停地震响:
    “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
    正在这个时候,宋喜明从报纸上知道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勾结着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大合唱的逆流。现代修正主义者卑鄙无耻的行径,激起了这个农村共产党员的无比愤怒。当他把自己的工作和国际国内的斗争形势连接起来的时候,他对自己目前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就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也就越发增加了他克服困难、搞好工作的决心和信心。“我们一定要做革命的硬骨头,发愤图强,种好红花,多打粮食,用实际行动狠狠地回击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毁谤和挑衅。”这就是他,一个普通的农村共产党员对党所作的庄严保证。
    宋喜明勤奋地学习着。每天深夜,整个村庄都入睡了,可是他桌前那盏小煤油灯,却透过小土屋的窗格,经常射出熠熠的光芒,划破夜空的沉寂。但是,他翻开“土壤学”,翻开“作物栽培学”,翻开“植物保护”,翻开他手边所有的各种农业技术书籍,都没有找到有关抗旱播种红花的资料。……
    宋喜明整天为抗旱播种红花的事情焦虑着。吃饭想,睡前想,有时连走路也在想。一天,他从一块棉花地边路过,眼睛不由盯着几棵棉花的茁壮的根株。思想里腾起了一个念头:棉花是旱作物,红花也是早作物,点播棉籽不需要浇水,照样可以生根、发芽,抗旱穴播红花籽,难道是不可能的么?回到家来,他找来几个科学实验小组的同志,把自己的想法告拆了他们。不知是能冒了一句:“我看行,甭看白天田土是干硬干硬的,夜里会返潮哩。红花籽沾土气就会活,等它生了根就不怕啦!”另一个说:“去年靠高台山边有两亩田,我们是挖穴点播的。虽然后来长势不如水田里的好,到底也活啦!”这话猛然提醒了宋喜明,使他记起了去年播种红花时的一件事情:原来这两亩田由于地势较高,缺水,撒不下红花种子,几个年轻小伙子就抱着碰一碰的想法,用锄头挖穴,点播了下去。结果还是长起来了,只是因为管理差劲,鲜草产量很低,也就没人提它了。在这节骨眼上搬出这个事实来,不是为抗旱播种红花,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吗?
    晚上,社员大会上,宋喜明便正式提出来:抗旱挖穴,点播红花。当场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活了诺大年纪,没有见过不要水能种红花!“
    ‘把红花籽扔到田里去,不如放在罐子里装着。”
    “抗旱种红花,瞎胡闹。把红花籽卖了,还可以得几百块钱保住本。”
    议论纷纷,吵吵嚷嚷,会议没有开出个结果来。散罢会,宋喜明又把吴新角、方天祥、曾武太几个党员找在一起,开了个小会。
    大家还分析了群众当前的思想动态,认为群众是要干、要革命的,只是由于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对争取一九六三年粮食丰收的重要意义还缺乏足够的了解,没有很好地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考虑,有些人只算年终分配自己能进多少钱的小账,而不算秋收打多少粮食、给国家贡献多大力量的大账。因而前怕狼,后怕虎,不敢担风险。所以,首要的一着,还是要政治挂帅,从思想教育入手,把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提高一步。
    于是,又一场讨论在群众当中展开了。这场讨论是围绕两个题目进行的,“我们是跑步走,还是慢慢爬?是自己闯出一条路来,还是踩着人家的脚印走!”“我们应该算大账,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还是只算个人的小账,在钱字上打圈子?”讨论进行了好几个晚上。真是鼓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越讨论,心里越亮堂,越讨论方向越明确,越讨论群众劲头越大。最后,大家决议:不仅要抗旱挖穴点播红花,而且要深耕开沟,改造好二十多亩最棘手的鳝泥田,力争一九六三年全面大丰收。
    决议作出来了,是不是所有的人的思想问题都解决了呢?不啊!在讨论进行中,宋喜明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人的动向。他发现平时爱讲话的曾若太,一个人蹲在屋角里,经常只顾叭哒叭哒地抽烟,有时好象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一动,又低下头去了。老人家思想还不通啊。喜明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抽了个空子,就到若太家串门,他说:
    “若太叔,您对抗旱点种红花好象还有点意见吧?”
    “啊,啊,没有干过的事情啊,信不过哟!”
    宋喜明笑了,追问了一句:“亩产六百多,过去我们也没有干过呀!”
    “那,那,……”
    “是呕。在新社会,有许多过去不敢想、不敢办的事情,我们都办到了。只要听毛主席的话,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又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世界上哪有解不开的死疙瘩?再讲,挖旱穴播红花籽,我们去年还搞了点小试验哩!”
    老头儿沉默了。是呀,过去红壤地里种不活红花,现在种好了;过去“穿草鞋耘禾,一亩收一箩”,现在亩产六百多,过去说作田用机器,作梦也没想过,现在拖拉机进了穷山沟,……
    他想了一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红花籽斗旱种下去、兴许会长出来。可是,如果一场雨也不下,怎么办呀?”
    “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过,”宋喜明回答:“红花是耐旱作物,长起来了,就不容易死。如果真的旱得不行了,我们就点水肥,再不行,挑水抗旱。再说,你老人家见的比我多,久旱必有雨呀!地上的水分蒸发上天了,它总要化成雨点子掉下来嘛。俗话说:难得天晴清明节,难得落雨过重阳。谷雨谷雨,挺到谷雨,总得下雨吧!就是不下,也不怕,人总要胜天的!”
    说着就说,两个人都笑了,老头儿到底给说通啦!
    点种那天,太阳当空照着,连风也火辣辣地烫人。强壮男劳动力在前边用锄头把石板般的土块凿开;妇女和老人就跟在后边放籽、盖灰、掩土。
    小伙子们一边挥舞锄头,一边挥着汗水,顽强地干着,那劲头真让人感动哩!
    在艰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生物,生命力最强。人们对于自己付出了艰辛劳动培育成功的事物,也最贴心,最动感情。曾泗人象照料初生的婴儿一样,侍弄着红花,冷啦,给铺灰,饿啦,给化肥,渴啦,点水肥。宋喜明更是把全副心思都放在培育红花上面了。春节假期,嫂子三番两次捎信来,要喜明回家过年。曾泗到宋家村只有十二三里地,他心里也很想趁春节回家看看亲人,但当时正是培育红花的紧要时期,他想一想,又没有回去。后来,嫂子来了,对着喜明说:“喜明,你五岁,娘就死了。我给你做鞋做袜,补衣补裤,把你拉扯大。今年家里杀了鸡,煮了肉,接你都接不到,你就不要家了?”喜明抱歉地笑着说:“嫂子,不是不想家啊。只是这个‘大家’要有人管,红花是命根子,离不得人呀!”就是在这样一群忠心耿耿的人手下,红花,斗着干旱,往上长,往上长,……
    大旱之年大丰收。由于抗旱穴播红花成功,曾泗村的粮食亩产量,一九六三年达到六百七十三斤,一九六四年,在连续五个月不雨的更加严重的秋旱和冬旱情况下,一举跨过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定,达到八百零二斤。由于抗旱穴播红花成功,曾泗的土地更肥沃啦。据农业科技部门测定和化验,土壤耕作层大大增厚了,有机质含量大大增加了,酸碱度达到了理想的程度。宋喜明和他的伙伴,终于在“天晴落雨一块铜”的红壤地区打出了一面低产变高产的旗帜。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曾泗村的面貌也大大改观了。读者们大概还记得,宋喜明乍到初来,和他的伙伴们去那杂树丛生、芭茅遍地的田野里所作的美丽的想象吧。如今有许多都已经实现了。村前一条大马路,直通琉璃岗,上面可以走汽车、拖拉机。一座拥有两台抽水机的动力扬水站象个雄伟的卫士,屹立在牛车墩上。隆隆的机器声、不时响彻寂静的田野。村旁、村后的山坡上,栽满了梨、桃、苹果、枣树和油茶。一九六四年,曾泗人吃上了自己栽种的第一批果子!村子中央和两侧,在过去被野草、杂树掩盖的地方,兴建了生产队的科学实验室、图书室、俱乐部、仓库和集体宿舍。……但是,在所有这些新的景象中,最使曾泗人引以为光荣和自豪的是,他们摘掉了缺粮队的落后帽子,有力量支援国家建设了!解放后,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间,曾泗人只交给了国家四万多斤公粮,而每年还要向国家买回几千斤粮食。可是一九六〇年以来,他们不再需要国家供应粮食,仅仅五年,曾泗人就向国家交售了十八万多斤公余粮。一九六四年一年支援国家建设的粮食,比头一个十年的总和还要多。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我们离开曾泗的时候,一阵寒潮过去了。雨后初睛,天空匀净、透明。阳光变得更加柔和了。宋喜明和我们同坐在一驾运货到曾泗来、顺便回抚州去的马车上——他是去给生产队买鱼苗的。他,一顶破竹笠,一身青布短袄、短裤。坦露着黝黑的胸脯和带泥的脚踝(临上路,他刚从田里拔出腿来),结实,健壮,朴素,一付地道的作田人装束。路上,我们谈得很少。有一次,当谈到周总理在人大会上的那篇报告时,他的眼睛亮了,说也多了起来。他说:“去年,曾泗的产量跨过了纲要,这本来是桩喜事,可是有些人却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生产到顶思想。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学习了总理在报告中引述的毛主席的这段指示:‘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展,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嘿,毛主席这话,真说到我们心窝窝里去了。大家来了个‘打了胜仗找差距’的讨论,比一比大寨,比一比陈永康(农业科学家),差得远哪!现在,我们正憋住一股劲,往前赶,赶!……”他就得那么流畅,那么动感情。阳光照在他脸上,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芒,我们只觉得眼前这个年轻的庄稼人形象更加高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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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9 15:18:21 | 显示全部楼层

祖国需要这样的新型农民  ——记高中毕业生宋喜明改造红壤低产田
作者: 袁木,赵永安   《人民日报•1963年4月3 日》
《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 奋战在农业战线上的知识青年》  团中央办公厅、青农部编
袁木:后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发言人
在江西省召开的一次全省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滋上,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农民,身穿黑布袄,脚蹬粗布鞋,长满老茧的双手拿着发言稿,走上讲台向来自全省各地的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们介绍了改造红壤低产田的经验。
    他的发言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科学论据,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
    整个会场在他发言的时候始终是肃静的。人们听了他的发言,有的在鼓掌,有的在赞叹:“我们国家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多么需要这样既有觉悟又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啊!”
    这个新型农民就是六年前的高中毕业生宋喜明,他现在是江西省金溪县琉璃人民公社曾泗生产队的队长,也是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六年前,他刚从江西省临川县中学毕业,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怀着一颗把青春献给祖国农村的赤热的心,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六年如一日,不怕艰苦,坚持锻炼,做到了样样农活都能拿得起,即使当地最有经验的老农也不能不翘起大拇指表示称赞。他在自己的家乡领导一伙青年改造低产田取得成绩以后,又到本公社的另一个生产队——曾泗生产队落户,同这里的社员们一起,在瘠薄的红壤低产田上连年夺得大面积增产,使得原来的缺粮队变成余粮队,穷队变成富队。去年,他们全队的粮食平均亩产超过周围一般队的一倍多。六年来,宋喜明从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农村是改造知识青年的熔炉,他们到农村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大材小用;而是天地广阔,大有可为。
宋喜明是怎样成长为能文能武的新型农民?这故事不能不从头说起。
闯过了立足农村的第一关
学会劳动,是知识青年立足农村的第一关。宋喜明也不例外。头一天下田,队里分配他去刨地。他看别人挥起锄头挺轻松,既不费力,刨得又深,认为刨地这件事很简单。可是他使尽了全身气力,锄头碰到硬土直打晃,只刨了一层地皮,虎口倒震得生疼。他放下锄头学犁田,犁耙抓不稳,牛不听使唤,一扬鞭子,牛拉着犁猛跑,甩得他跌了个跟头。队里分配他去给田里的红花草灌水,他却蹲在田边发呆。他想:书上明明写着红花草是旱作物,怕淹,为哈还要灌水?路过的社员看到他对着庄稼发呆,乐得直打哈哈,笑着对他说:“种田可不能死守书本子,还得看天、看地、看庄稼。天旱成这般光景,不浇能行?”他猛醒过来,按照队里的吩咐浇了水。不几天,发黄的红花草变得绿油油的,长得又欢又壮。这些,使得宋喜明深深地懂得:在劳动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地向农民学习。他把自己的体会告诉社员们,社员们都热心地帮助他,告诉他要有耐心,莫要心慌,力气不要一下子使尽。队里还指定一个有经验的老农专门当他的老师。犁、耙、耘、锄、割稻、打场,怎样蹲架式、拿工具使力气,老农都一样样把着手教给他。各方面对他的帮助和爱护,更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他白天参加劳动,边干边学,夜晚有时还在月亮底下练本事。就这样,大约一年的光景,他基本上掌握了田间劳动的十八般武艺,闯过了立足农村的第一关。
改造撂荒的低产田
    一九五八年冬天,他从北京参加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来,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一到家就要求公社党委派他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公社党委看他有决心,有志气,干劲大,就决定由他带头,组织一伙青年,由两位有经验的老农给他们作指导,到山窝里去改造那一百多亩撂荒了的低产田。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是一场考验人的意志的战斗。当时已经是北风呼啸的十二月。他们接手的那一百多亩田离村很远,长久没耕过,硬得像石板。田里禾蔸没有挖,田埂两边荆棘荒草长得有一人来高。使尽力气去锄草,草根常常把锄头弹了起来。为了提早翻这些田,他们就住在村外一座破庙里,睡地铺;碰到晚上下雨,他们撑着伞,挤在一起坐着睡。在这样困难面前,这伙年轻人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他们早晚唱着歌儿出工收工,白天迎着寒风挥汗劳动。他们到山下几十里远的地方去担灰挑砖,自己动手修理房子;在山上开荒种菜,改善生活。他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穷山窝里创家立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咱们年轻人吃点苦不算啥。把这些撂荒的低产田改造过来,对巩固集体经济,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贡献。”可是,因为事情太艰苦,中间有少数人产生了畏难的情绪。宋喜明根据公社的指示,组织大家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在《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一期上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还热烈地议论王国藩他们三户贫农在走集体化道路中克服困难的精神。最后,大家表示“搞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困难,这担子咱不担谁来担?天塌地陷,决不后退。”心齐力量大,经过他们一冬一春的辛勤劳动,这一百多亩田全部翻过,上了底肥,灌了水,早稻及时插了秧。年轻人那股欢乐劲儿就不用提了。
    正是早稻发蔸分蘖的紧要当口,因为田底子薄,有三十多亩苗发了黄,急需追施速效肥。有人主张伸手向上面要化肥。宋喜明坚持依靠自己想办法。他记起生产大队长李福宝税过,后面山上的一个山洞里有蝙蝠粪。就找李福宝带路去挖蝙蝠粪。他们冒着大雨,在松林密布、人迹罕到的半山腰里找到了蝙蝠洞。宋喜明让同来的伙伴用粗麻绳系在他的腰里下到了几丈深的洞底;探手一摸,一堆堆蝙蝠粪油渍渍的。他们在这里连挖了三天,掏出了九百多斤蝙蝠粪。这一年,这些“低产田”的早稻产量,比往年提高了两倍还多;晚稻也获得了丰收。
到穷队去,改造红壤低产田
    公社党委决定调宋喜明到出名的穷队曾泗生产队去长期落户,帮助那里改造更难改造的红壤低产田。这时刚入了党的宋喜明,开始思想上有点犹豫,但很快就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他还在心里告诫自己:“共产党员对党的需要任何时候也不能讲条件,为人民服务不能有半点私心。”
    红壤低产田的脾性怎样,怎样着手改造,开始宋喜明是一无所知。最初,他看到别的地方控塘泥增厚土层,对改良土壤很有好处;就带着几个青年社员也去担塘泥,搞试验。结果,他们那里的黄泥土干了以后像石块,反而把田里的禾苗压得直不起腰来。他们又试验到山上铲嫩草皮来沤田。有经验的老农却批评他们这是“杀鸡取蛋”。因为铲了草皮,山上水土不能保持,不但改造不了低产田,而且后患无穷。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没有使他灰心,而是更加促使他从连续的失败中去找教训,学本领。党组织及时帮助他总结了经验、教训。他深切地感到,过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发动群众。他从失败中感到自己知识浅薄,还要“专”;但是他感到自己尤其需要的是“红”,是要有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的思想。因此,他跑遍附近村庄,访贤取经。他领导成立了队的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其中有干部,有青年,还有老农;把这个研究小组作为领导生产的“参谋部”。他同队干部们发动全队人人献计献策,让“参谋部”讨论社员提出的建议;决定先搞试验,有了成效再推广。就这样试验着改造红壤。宋喜明还挤出时间阅读《土壤学》、《作物栽培学》等书籍,从报刊上学习改良土壤的办法和经验。
    知识青年要红在农村、守在农村,这就是宋喜明走过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正迈开大步继续前进。在江西全省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宋喜明介绍的改造红壤低产田的经验总结,既是全队社员群众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他向又红又专的目标迈进中的心血结晶。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他们队里打算在改良土壤、水稻丰产、良种培育等方面继续作许多新的研究,在社员中进一步普及科学文化。红壤上能不能种棉花,他们也要破天荒地试一试。宋喜明说得好,如今农村中需要做、需要学的事情太多了,对于我这样过去完全脱离实际的知识青年,农村可以说是一个更丰富多采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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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9 15:19:02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同志
袁木,男,1928年1月出生,江苏兴化市昭阳镇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6岁入学读书,曾先后就读于兴化市昭阳小学、县立中学、南京钟英中学、育群中学、中央大学附属实验中学。1945年秋至1946年夏,就读于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1946年秋至1948年夏,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在此期间,曾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1948年下半年,由上海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及其以后的两三年,曾先后在《冀热察导报》、《张家口日报》、《察哈尔日报》新华社察哈尔分社、新华社山西分社等单位,从事校对、编辑、记者等工作。1953年被调入北京新华社总社,先后在对外部、团内部任编辑、记者。直至被组织调离新华社,先后共从事新闻工作20余年。上个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曾被派到河南省农村带职劳动锻炼多年;“文革”前期,曾在北京郊区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一年;“文革”中后期之后,先后被组织上调到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任联络员)、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任调研宣负责人)、国务院办公厅(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任副秘书长)等单位工作。198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发言人。1993年,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2000年,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
  著有《袁本文集》10卷、《历史的足迹~~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前进》(一、二、三集)、《袁木答问》(一、二集)、《改革•开放•精神文明建设》、《历史飞跃的新起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中国之路》等,其中包括1981至2004年期间所写的关于中央和国务院重大决策评价、热点问题答间、调查研究报告、专门问题论著等,约300万字。

新式农民宋喜明
作者:《中国青年报》记者  刊名:中国青年报  出版日期:1965  期号:第25期   
   
为革命种田,用科学种田-农村知识青年向宋喜明学习什么?(社论)
刊名:中国青年报  出版日期:1965  期号:第25期   

农村很需要科学文化知识-宋喜明谈改良土壤的体会
刊名:文汇报  出版日期:1964  期号:第22期   
   
宋喜明(连环画)
作者:朱燧 赵尔端原作 昌静改编、绘图  刊名:中国青年  出版日期:1964  期号:第2期   
   
说唱宋喜明
作者:微明著  刊名:星火  出版日期:1964  期号:第9月期   
   
宋喜明給老师的一封信
作者:宋喜明  刊名:江西教育  出版日期:1962  期号:第5期   

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搞复辟
作者:宋喜明  刊名:江西文艺  出版日期:1974  期号:第2期   

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总路线的旗帜
作者:饶兴礼、张秀敏、宋喜明、李枝荣、张孝云  刊名:中国青年  出版日期:1966  期号:第11期   
   
谁反党反社会主义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作者:宋喜明  刊名:学科学  出版日期:1966  期号:第6期   
   
群众办科学,低产变高产
作者:宋喜明  刊名:土壤通报  出版日期:1965  期号:第4期   
   
群众办科学,低产变高产
作者:宋喜明  刊名:中国农业科学  出版日期:1965  期号:第7期   
   
决心做个普通劳动者
作者:宋喜明  刊名:文汇报  出版日期:1960  期号:第27期   
   
把知识贡献给农村
作者:宋喜明  刊名:中国青年报  出版日期:1960  期号:第20期   

祖国需要这样的新型农民  ——记高中毕业生宋喜明改造红壤低产田
作者: 袁木,赵永安   日期: 1963-04-03   来源: 人民日报

宋喜明以农业劳动为荣  带领群众改造了大批低产田成为青年学习榜样
作者: 本报讯   日期: 1960-10-26   来源: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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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18 06:35:17 | 显示全部楼层

曾生煞费苦心列举了喜明公一大串事迹。喜明公及其他后人要是知道不知多欣慰,宋是上世纪60年代青年学习楷模,可谓江西的宋铁人,那时金溪民间有这样说话:浒湾的丁长华,琉璃的宋喜明。红遍了半中国!他们俩人都是以农出身,但宋似乎没有丁那么幸运,抓入机遇,挤入政治,至今琉璃岗人说起宋还是略带惋惜的:要是他有一点私心,他的家人也就是另一面目了。所谓斯人已去,留给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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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27 10:58:1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zengming50 于 2009-10-27 11:01 编辑

宋喜明2.jpg 宋喜明1.jpg
宋喜明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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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18 17:15: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人就是宋喜明本村的(宋家),只知道他担任过县委书记,后被判刑,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一直很想了解他的事迹,但找不到,今天终于找到了,很心 慰,他一生为公,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为自已的子女做任何安排,他的三子一女都在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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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5 19:17:57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sqh00101 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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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20 17:46: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jdm690323 于 2010-8-20 17:51 编辑

难得现在还有人记得宋喜明。我在琉璃中学读书时和他的大儿子宋中平同学,从他口中知道他父亲的一些事情。听说当时是因为政治站错了队被人诬告成反革命,被判了十几年徒刑。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宋喜明回乡探亲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叫琉璃公社,好几百个人涌到公社里面去围观,公安的好多个在旁边警戒。

宋喜明以前是和我舅公曾广泽一个村庄的,后来迁回了他的老家宋家去了,后来看到他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开帮人家运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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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3 15:33:1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qh00101 于 2011-3-8 16:00 编辑

回复 jdm690323 的帖子

难得现在还有人记得宋喜明。我在琉璃中学读书时和他的大儿子宋中平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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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7 13:58:53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袁木逝世,享年91岁

记者从袁木同志治丧工作小组方面获悉,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袁木同志,因病于2018年12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公开资料显示,袁木出生于1928年,江苏兴化人。袁木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发言人、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国务院研究室是承担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任务、为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服务的国务院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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